我与华电|我在华电的5种身份与N个记忆片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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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4：学生。校名：华北电力学院北京研究生部
片段9： 物是人非的校园四拨子，1983
华北电力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的校园，就是原北京电力学院的校址，这是我少年时就熟悉的地方。
“一块臭豆腐”（灰楼）和“两块酱豆腐”（红楼）依旧，但已物是人非。文革期间，北京电力学院搬迁到河北，校园的大部分被军队占用，电力学院留守处只保留了部分地盘。
文革后几经辗转，被军队占用的部分移交给电子部下属的19院。
当时电力学院的部分教师从保定调回北京，但原来的家属宿舍已被占用，新的宿舍还未建成，只能住在原来的学生宿舍，即所谓的“筒子楼”中，这是那个年代在很多单位常见的现象。因为校园中的住房实在紧张，我们入学后，男生只能住在原来学校实习工厂车间改建的宿舍中，只有女同学才被幸运地安排在“酱豆腐”中。
1983年研究生部招生规模很小，全电力学院的研究生也不过20人左右。
当时电力部所属的各研究单位招生规模都不大，为了充分利用师资等教学资源，各下属单位的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都集中到研究生部。我们这一届共两个班，各班由来自4、5个单位的研究生混合编成。集中的课程学习时间大约一年，然后，研究生返回本单位跟随自己的导师做论文。
片段10：研究生部老师群像1983-1984
虽然名为“华北电力学院研究生部”，但实际上研究生部是由电力学院与电科院合办的，我们的任课老师也主要来自这两个单位。
当时研究生部的办学条件各方面都较差，可给我们上课都是好老师。
不同的背景使得老师们的教学风格有明显的特征：来自电力学院的老师多为从事教学多年的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挥洒自如；而来自电科院的老师多为资深的工程师，实践经验丰富，讲课细致入微。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很多，有几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国隆老师教《信息论》，我们都觉得这门课很难，可刘老师讲起课来真是游刃有余。
这门课安排在下午，刘老师的风格是4节课连续上，中间不休息（但允许同学自由“方便”），3个多小时的课，刘老师不用讲稿一气呵成！课程的具体内容几乎不记得了（真对不起老师），但老师讲课的风采历历在目：手拿粉笔在黑板上大段大段地推导，口中滔滔不绝地讲授。我们必须全神贯注，稍一走神跟不上思路，后面的课就“坐飞机”了。
教《电机过渡过程分析》的林宪枢老师，刚从国外做访问学者回国不久，上课带着“洋范儿”。
虽然选用是清华大学高景德院士写的一本中文教材，但是讲课全用英文。电机学本来就是公认难学的课程，又用英文授课，同学们普遍的感觉是云里雾里。考试时我真担心通不过，最后考了80多分，似乎在班里屈居第二，真是大喜过望。
教英语的胡玉声老师，并非英语专业科班出身，但他的英语之好是大家公认的。学校曾经承接翻译国外原版科教片的任务，胡老师在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的情况下，仅凭听力完成翻译工作，让科班出身的英语老师也自叹不如。
当时研究生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上胡老师的课真是吃力。我在大学学的是日语，英语基本上是自学的。
研究生入学后，通过分班考试虽然幸运地进入了英语快班，但上英语课时每每感觉自己属于班里的落后阵营。第一学期英语结课考试后，不仅是我，班里很多同学都觉得心里没底。
放假后的一天，知道胡老师要来学校，很多没回家的同学早早等在楼道里，自动排成两列夹道迎接胡老师的到来。
胡老师见到我后笑着说：“你通过了！”尽管只考了62分，但我像中了大奖一样感到幸运。有几位同学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因为考试没通过，还要跟着慢班再学一学期英语。
吴中习、李汉香两位女老师教我们《数学规划》，她们都是来自电科院的工程师，讲课的风格和电力学院的老师完全不同。吴、李二位老师当时都在一线做电力系统综合分析软件的编程，是电科院全院闻名的两员女将。
她们的授课过程，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细致与程序员的严谨。记得吴老师讲课非常细，每一步都不厌其烦地详细推导。我自以为是地认为早就听明白了，她还在黑板上认真地推导。我觉得无所事事，就在下面和同学小声说话，惹得吴老师很不高兴。
最后考试时，吴老师并没有因此记恨我，给了我一个很高的分数（当然，不谦虚地说，我考得确实不错），让我很是感动。
在自己当了老师，走上讲台讲课后，切身体会到在课堂上听到下面的学生小声讲话，会多么令人不悦，更加感受到吴老师当年的大度。
几年前我到墓地去祭奠亲人时，偶然看到了吴中习老师的墓碑，才知道吴老师已经去世了，愿吴老师在天之灵原谅当年的我。
《高压直流输电》是我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专业课，任课教师是电力学院直流输电研究室的三位老教授：何富发、王铭诚、周波，他们也是我们83级直流输电研究方向4名研究生的导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的高校中成一定规模开展直流输电研究工作的只有浙江大学和华北电力学院，三位教授可以说是引领电力学院直流输电研究的“三驾马车”。
为了培养我们的能力，教授们商量决定直流输电的课程由我们研究生自己讲，我们4名研究生按照自己的课题方向每人讲课程的一部分。这一阶段的讲课，对于我以后真正站上讲台是非常好的锻炼。
因为台下只有很熟悉的几位同学和导师，不会感到太紧张。又因为导师们都坐在下面听，一定要认真准备，不要让导师挑出太大的毛病来。我们几名同学都非常认真地备课，讲课的效果还不错。

一年的课程学习结束后，来自各研究所的同学回所做论文，大家要各奔东西了。
分别前，我们83级的两个班大约60人一起，拍了张集体照权当毕业照，因为到真正毕业时，京外研究所的同学多数不会回北京，我们再没有机会拍集体照了。
当年的研究生部校园里，到处是遗留的地震棚等临时建筑，甚至很难找到一块背景开阔的地方供几十人拍照，只好选择教学楼（“臭豆腐”）的楼顶作为集体照的拍照地，也可算是当年的奇观了。 片段11：回保定做硕士论文1985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可控硅无功电源》，需要做实际装置，需要做实验，工作量很大。虽然过了30年，这个题目即使现在看也是高水平的。我开始做论文工作时，装置的主回路已经基本完成，我需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进一步完善主回路，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设计并实现控制器的硬件和软件。
当时北京研究生部的条件很差，根本不具备我做论文所需的实验条件，回保定做论文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论文阶段的工作非常辛苦，也很充实。当时我的导师王铭诚教授在北京，具体指导我、和我一起工作的是石新春老师。石老师是高我几届的师兄，曾在工厂工作多年，实际经验丰富，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的工作总体进展顺利，但中间也遇到过几次坎，有的坎很长时间都过不去，极大地考验着我们的决心和信心。
装置在实验过程中，曾经遇到电压升不上去的问题：电压较低时一切正常，电压一升高电路就会发生故障，这个坎过不去，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下去。那些天我们两人每天冥思苦想，经常是头天晚上睡觉时想出一种可能的原因，第二天一早兴奋地告诉对方，然后又被接下来的实验无情地否定掉。
这个问题最后在我们的努力下解决了，当看到电压顺利地升高到额定值时，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到了装置实验 “收官”的关键阶段，王铭诚教授也从北京赶过来“督阵”，不仅白天上班时间做实验，晚上也经常加班，因为实验要动用的设备较多，实验室的其他老师也来帮忙。晚上做实验时，动模大厅灯火辉煌，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的硕士论文高质量地完成。1985年底，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我的论文工作也成为后来获奖的科研项目的基础。 重回身份3：教师。校名：华北电力学院
片段12：站上讲台，科研丰收1985-1994
研究生毕业后，我又重新回到的教师身份。尽管读研之前就已成为教师，但那时主要是在做科研项目，并没有真正上过讲台。
1986年，我第一次正式走上讲台。开始时只是讲《高压直流输电》这门课程的部分内容。虽然第一次上讲台难免紧张，但在研究生阶段已经过讲课的历练，感觉还不算太差。
虽然开始正式上课，但这段时间教学任务不多，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在科研上。
有了前几年工作的积累，科研工作开始出成果。我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两个科研项目：“双三相电力谐波分析仪”和“静止无功发生器（SVG）”，这两个项目当时都处在国内的前沿，特别是SVG装置，当时国内没有第二家做。项目很成功，都通过了省部级的鉴定，后来又分别获得了水电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二等奖，这在当时的学校范围内是很高的奖项。 片段13：北京动力经济学院1994-1995
1994年，离开居住了多年的保定，从华北电力学院调到北京动力经济学院工作。
北京动力经济学院看似一个新单位，其实与华北电力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动力经济学院的教职工主力基本都来自华北电力学院，动力经济学院与华北电力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是一套领导班子。走在动力经济学院的校园里，到处都是熟面孔。一年后，北京动力经济学院与华北电力学院合并组建华北电力大学，我一年前的工作调动彻底地成了校内调动。

动力经济学院的校园，位于北京昌平区的朱辛庄，于1992年成立。
学校成立之初面积很小，只有一座教学楼和一座办公楼，以及规模不大的宿舍楼、食堂等生活建筑。大多数教职工都住在校外，距离最近的清河小营家属区离学校也有六七公里。学校离家远，科研项目又不多，很多教师除了上课基本不到学校来。
每天下午4点多钟，教职工们乘坐各线班车回家，停在学校围墙外浩浩荡荡的班车是动力经济学院的一景，最多时达到10条线路。每天下午下班以后，学校里基本上没有老师，成了学生的天下。这与保定校区家属区离学校很近，教职工们与学校融为一体有很大的不同。每天在路上耗费数小时的教师们，很难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去。
在宣传材料上，北京动力经济学院的校址是“北京德胜门外”，可这一“外”就“外”出了十七八公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来到建校初期的学校，看到小小的校园，看到围墙外的庄稼地，下午下班后校园里几乎见不到老师，心中的失望可想而知，有人甚至萌生了退学的念头。 片段14：华北电力大学的组建与发展1995-2015
1995年，为了整合、优化教育资源，电力部决定将所属的华北电力学院和北京动力经济学院合并，组建华北电力大学，副部长查克明兼任华北电力大学校长，足见电力部对新组建的大学的重视。
随着华北电力大学的组建和发展，短短20年，位于朱辛庄的校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校园规模扩大了几倍，陆续兴建了宿舍楼、食堂等生活建筑，规模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学校西端兴建的主楼，成为京藏公路沿线的地标性建筑。
夜晚主楼的灯光效果，照射着楼顶熠熠生辉的华北电力大学校名，使得华电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很多人就是从这个地标性的建筑知道华北电力大学这所学校。今年主楼的南北端的最后两座配楼开工建设，建成后的主楼据说是全国高校中单体最大的建筑。
虽然按照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说法：“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于大学而言，大师远比大楼重要，但一所大学的标志性建筑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片段15：桃李满天下的感觉2015
1994年从保定调到北京后，我开始正式带硕士研究生。
刚到北京时94级研究生已经入学，周波老师把他名下的一名研究生转给我，成为我带的第一个硕士生。20多年过去了，我一共带了40多名研究生，2015年3月，最后4名研究生答辩通过后，我也年满60岁，该退休了。我的几位研究生张罗着给我过60岁生日，同时也算为我的退休举办个仪式。
生日聚会那天，学生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几十名研究生济济一堂。他们多数在电力行业工作，很多人已成为单位的骨干。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他们当年读书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张一工和他的研究生们）
40多名学生各有特点，有的主动积极，有的也没少让我操心。但无论怎样，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答辩都是一次顺利通过。其中有几位答辩时我真是捏着一把汗，好在有惊无险。
平常走在学校的路上，总有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学生跟我打招呼，大概都是上过我的课的。大致算算，上过我的课的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几千人之多了。他们毕业后分布在全国各地，包括遥远的新疆、西藏，还包括来自异国的留学生。
每当想到这些，就觉得无论是当初被动地、还是后来主动地选择教师的职业都没错，桃李满天下的感觉真好！
（北京动力经济学院电力电子专业首届几位毕业生） 身份5：退休职工，2015-
2015年4月份，办理完退休手续，我开始了在华电的第5种身份：退休职工。
片段16：提前参加退休职工活动
其实我早就开始参加退休职工的活动了。
起因是在大约3年前，一次活动中，退休职工要出个男声小合唱节目，参加演出的老同志们对这个节目很重视，早早就开始认真排练。不料演出前一位同志因故临阵缺席，为救场让我去顶一下。
由于演出效果还不错，老同志们力邀我正式加盟。我说我还没有退休，平时可能没时间参加排练。他们说如果排练和工作冲突，当然是工作第一，如果有时间就尽量参加活动。
就这样，我成了老年男声小合唱组的成员，后来又参加了学校“银龄合唱团”大合唱的演出。
几年来，每年都在学校的春节团拜会上演出，我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多次北京高校的退休老同志汇演。因为参加这些演出时，经常会有人奇怪地问我：“你怎么参加退休职工的活动了？”我开玩笑回答：“我提前退休了！” 片段17：:退休后，反而倒没有退休的感觉
两三年前，我已经开始为退休做准备：按照学校规定，已于3年前停招研究生，最后一届学生正好在退休前毕业；所担任的几门课程，也准备移交给青年教师。
谁想到退休后的新学期开始时，准备接我的课的青年教师，作为访问学者出国一年，研究所希望我继续承担这些课程。因此，在退休后的新学期里，除了身份发生了变化，我的实际生活轨迹与退休前没什么两样。
我想这样也好，从工作到退休的过渡更加平缓，对身体和心理都是好事。
“走过了60年人生。在华电出生、学习和工作了60年的我，打开记忆的闸门时，一切是这样的清晰和真切，这份厚重的华电情，大概是叫刻骨铭心了。华电，也即将迎来她的一个甲子，真心祝愿华电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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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华电记忆3》责任编辑/孟凡越